商场活动策划 苏童:说我是中年作家更合适
 
 

8月16日下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华》、苏童的《黄雀记》最终胜出,摘得这一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

  近年来,文学奖争议颇多,作为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机制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改进。据透露,本届茅盾文学奖既有纪律监察组进行全程监督,并在评奖过程中设置了公证程序。但即便如此,不同的意见也从未消失。本报在获奖名单揭晓之后,采访了4位作家,共论茅盾文学奖。

  格非:毁誉已经不重要

  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作家来说,无疑是国内最高的嘉奖。格非说:“这样一个奖,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江南三部曲》历经20年创作,相对来说,得奖的一瞬,显得太短暂了,格非本人,也未曾想过会获奖。他说:“之前没有想到,朋友告诉我时,有点儿不敢相信。”

  这几年,格非得了很多奖,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刚刚获得的茅盾文学奖。对于获奖,格非说:“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它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鼓励。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调整心情,进行接下来的创作。”

  目前,格非正在创作下一部小说,他说这是一部对他很重要的作品,“手里的这部作品正在创作之中,正好也在假期当中,所以现在想尽快调整心情、集中精力写作。”

  作为上个世纪先锋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今天,在荣誉加身之后,对于创作,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格非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了。来自外界的评论或者批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紧张,现在时间长了,年纪长了,也就慢慢平淡了。一部作品出来,总有人喜欢,也总有人不喜欢,到了我这个年纪,50多岁了,也不会再执著了。”

  得奖之后,人们的期望更高,毁誉来得也更加激烈,未来的创作会不会更难。格非说:“不会。一方面,对于作品,作家自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究竟怎么样心里大概也有数;另一方面,写作本身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创作者尽了自己的力量,用最大的努力去写,也就不再会患得患失。因此,对我来说,得奖是好事,我也很欣喜,不过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集中精力,把接下来的作品完成,至于毁誉,其实对于这个年纪的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重要的东西了。”

  苏童:说我是中年作家更合适

  “我个人很重视这个奖,能够得奖,也很高兴”,得奖之后,苏童如是说。

  不论是作为国内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还是茅盾文学奖近几届以来的改变和革新,它无疑都能够获得作家的重视,苏童说:“从之前几届看,不论是口碑,还是评出的作品,都使得它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因此,能得奖,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肯定。”

  虽然苏童是当今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对于得奖与否,依旧不能笃定,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的作品怎么写。但是写出来以后,别人怎么评价,说好说坏、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不能预料的。评奖更是如此,别人怎么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对我来说,得奖与否是个未知,哪种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一直都是听天由命的。”

  这一届茅奖,年轻作家获奖更多,苏童和格非两位当年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获奖,也被评论家认为是文学评判的变化。对此,苏童并不是特别认同,他说:“无论是我,还是格非,其实写到今天,写了几十年了,我们的写作不断地在变化,都不再只是简单的先锋文学,只是身上先锋文学的符号可能很难去掉,因此会被人标签化。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凑巧一起得奖,并不说明什么。对我来说,如果说我是中年作家,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一点。”

  获得中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奖,是不是会很有压力?苏童说:“其实不只是我,每一个所谓的成名作家,都是在压力当中生活的,早就习惯了自己给的、别人给的各种压力。”

  所以对苏童来说,获奖只是过去,他说:“得奖,只是对我某一部作品做出评价,它是荣誉,但这个荣誉很快会过去。不会影响到以后的写作。也不会左右写作的方向、写作的想法以及写作的品质。”

  得奖不会改变创作的状态,而当下,苏童手头也正有未完的作品。他说:“正在写两个中篇、一个长篇,只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太顺利,暂时还处在停滞状态。”

  哲夫:多元时代不会再异口同声

  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和作家,无疑都是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哲夫对此也很认同。他说:“结果并意外,这次得奖的作家,有些其实早该得奖了。”

  任何一种奖,都不可能没有质疑,总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判断。哲夫说:“这本身也很正常,没有什么奖是能够求全的,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下,一个事情发生,总会有两面的声音,有人赞同,也必有人不赞同。其实也未必是一种坏现象,多元时代,价值也多元,这是社会的进步,以前那种清一色的、众口同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是众口难调。众口难调其实是好事,总比异口同声要好。”

  茅奖也是如此,哲夫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不必要的,不论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不可能有什么绝对公平。一个人得奖了,马上拿来和另外一个人去比,‘那个谁谁都没得奖,怎么他就得奖了?’这种想法其实没意思,有时候,机遇、运气也会影响结果。人家说沈从文差点儿得了诺奖,只是因为诺奖不颁给去世的人,这才没得。这也是机遇的问题。比如这一次得奖的王蒙,他的作品,提名很多年,早该得奖了,但直到现在才得。对王蒙说三道四的很多,但他的文学造诣极强,这毫无疑问。人说他是个‘老狐狸’,文学上其实也是,早就修炼成精了。再如苏童,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得。我想他也是早该得奖的人。”

  而对于批评,哲夫认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批评是中肯的,确实是价值不同、判断方式不同,但并非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我们的传统中,一贯都是文人相轻的,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我很看不惯。有时候,一个人稍有冒头,那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些‘出头椽子先烂’之类的,就都来了,很没意思。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些批评、嫉妒等的东西,大都来自于亲近的人,比较远的,反而多是祝福和支持。可能越是亲近的人,就越会带上感情色彩吧。”

  叶匡政:文学奖也在改变

  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开始成为获奖的主体。叶匡政说:“比如格非、苏童,都是那个年代先锋文学重要的代表人物,李佩甫的成名还更晚一点。”

  变化的不仅是得奖人,也在于作品本身。叶匡政说:“不同在于,以前获奖的作品,多以传统的作品为主体,也即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为主。而先锋作家的创作模式和传统的创作模式,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纷纷获奖,也证明,快速变化的文学创作,也在影响着文学奖,尽管这种影响还稍有滞后。”

  为什么认为文学奖滞后于文学发展,叶匡政的理由是,许多作家其实早该获奖了,“比如格非,他是先锋文学中一直坚持创作,并且希望在文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的作家,他的《江南三部曲》写了很多年,陆陆续续出版,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探索。苏童也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只是表现没有格非那么明显,不过他又是一位非常全面的作家,这很难得。李佩甫早年的《羊的门》,也是非常好的作品,在今天才得奖,其实有些晚了,但好在,我们能够看到,文学奖在跟着文学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这是好事。”

  茅盾文学奖是长篇小说奖,而今天,长篇小说的阅读已经远不如当年茅盾文学奖初设之时,叶匡政说:“在文学领域中,长篇小说是非常专业的领域,同时又是商业化最发达的领域。这和出版市场本身的特点有关,长篇小说更适应于市场。相对来说,中短篇小说,更短的散文诗歌,过去我们都知道,比较难卖,远不如长篇小说。”

  即便如此,长篇小说在整个出版市场中,也在不断地边缘化。叶匡政说:“今天看来,除了一些专业的长篇小说评论家、一部分从事文学相关研究和工作的人以及少量的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之外,社会上对于长篇小说的阅读量是很小的,一部小说出版,印几万册就算是很不错了,相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来说,太少了。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状,我想,今天的文学奖,也应该在促进阅读的方面更多做一点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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